老舍茶馆闲话|老杨作品

老舍茶馆闲话

Lao-she Teahouse, Beijing

by 长沙杨飞

2007年4月20日我和著名摄影大师西行在北京前门晃悠，风沙很大，就近找室内之处躲沙，去老舍茶馆吧。地图看着不远但我初到大城市，不怎么摸得清方向。前门一带很多北京一日游的，超热情，其中一位打着纯正京腔的中年大叔特别顽强，一路跟踪了我们十五分钟：两位，我们是正规社，绝不宰人，跟我们没错！我婉拒了一百次。这位大叔最后无法劝动我们去长城，撂下一句话呼呼地走了：老舍茶馆？去日本，你们去吧。

我一听就晕了，心的话北京不愧是文化中心，人可真文化，街头大叔连老舍的小细节都知道。确实是日本人最看重老舍的成就。老舍是1966年8月自杀的，但最早纪念老舍之死的文章不是中国人写的，而是1967年由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写的《蟋蟀葫芦》(文洁若译)。在中国，1966年到1978年整整12年，文化界所有人都对老舍之死保持沉默。中国人最早写怀念老舍文章是在1979年底，巴金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随想录》。现在老舍研究又成了显学，文化界把老舍之死与屈原投江相提并论，认为是“文革”历史上最具英雄主义气概的抗争行为之一。这让我很看不起中国文化界。早干啥去了？

老舍是我最喜欢的中国作家之一，《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大家都知道，但我特别喜欢他散文里的幽默，不少朋友受我的影响也开始喜欢老舍的散文。记得2003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爬格子，忽然听到女朋友园园在另外一个房间大笑不停，跟犯傻似的。我以为她出了什么事，赶紧过去。原来她在看老舍那篇《有声电影》，我最喜欢的之一，写的是30年代刚刚兴起有声电影的时候一家老小去看电影，中间一段写到电影院怎么坐下：

“不能这么马马虎虎的坐下。大家总不能忘了恭谦呀，况且是在公共场所。二姥姥年高有德，当然往里坐。可是二姥姥当着四姨怎肯倚老卖老，四姨是姑奶奶呀；而二姐又是姐姐兼主持人；而三舅妈到底是媳妇，而小顺子等是孩子；一部伦理从何说起？大家打架似的推让，甚至把前后左右的观众都感化得直喊天老爷。好容易大家觉得让的已够上相当的程度，一齐坐下。可是小顺的糖还没有买呢！二姐喊卖糖的，真喊得有劲，连卖票的都进来了，以为是卖糖的杀了人。”

虽然是不知道多少次看老舍的幽默散文，每次我看到以为是卖糖的杀了人还是忍不住乐。老舍“大雅若俗，他的幽默具有永恒的魅力和价值。因为他不是那种耍嘴皮子、卖弄搞笑的作家，他是真正有思想、有才华，而又精通写作之道－这点顶顶重要。”

1966年8月22日，作家老舍被北京市女子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小将挂牌批斗并毒打。两天之后，他的尸首在北京太平湖被发现，鉴定属于自杀身亡。根据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在北京，仅1966年8、9月的统计，被打死的有1772人，被抄家的有33695户。当时北京的红卫兵中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儿吗？" 死者的家属被要求付28元火葬费，而且自决于人民者不能保留骨灰。1978年老舍安葬仪式上的骨灰盒是空的，里面装着他的眼镜和笔。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残酷。在古代，对判处死刑的犯人，也还容许家属收尸筑坟。老舍是千万文革死难者之一，只是因为他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所以现在看起来比较让人瞩目。老舍自杀当天没有任何人瞩目他，当天为他收尸的只有儿子舒乙一人，舒乙在《父亲的最后两天》中写到他1966年8月24日晚上在北京太平湖公园和父亲的遗体在一起的情形：

“那一夜，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早就黑了，周围是漆黑一团。公园里没有路灯，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整个公园里，大概就剩我们父子二人，一死一活。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我没动。时间长了，顺着我的脸流下来的是雨水，是泪水，我分不清。我爱这雨，它使我不必掩盖我的泪。我爱这雨，它能陪着我哭，我只是感到有点冷。“

下着雨。。。一死一活。。。唉，这场景实在太凄惨了。

1967年开始红卫兵都上山下乡去了，变成了知青。再后来他们回城了，现在他们都以历史受害者的面目出现。当年打杀抢掠一个也没有拉下的红卫兵们至今没有人站出来忏悔。1979年部分文革死难者家属提起了刑事赔偿诉讼，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诉讼时效已过不予立案。（好像日本人也不怎么喜欢忏悔？也驳回中国劳工的起诉？）。

老舍之死引起了我的兴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

老舍1946年应邀赴美国讲学，1949年时他还在美国。怀着对新中国的无限信任他回到了北京。老舍对新中国非常热爱，从文雅变得几近狂热。老舍也是少数几个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大量写作的旧社会作家。王友琴女士（王女士是1979年高考全国文科状元，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从老舍自己的文字里面找到了老舍悲剧的部分答案。以下引号里的褐色字为王友琴女士《文革受难者》一书的原文：

“老舍得到平反后，出版了《老舍写作生涯》一书（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该书"内容简介"说："本书是老舍先生的一部自述文集，收录的都是作家写自己生活和创作的文章。""本书既可以当作老舍先生的自传来读，又是研究老舍的可贵资料。"这本书中有老舍写的一篇题为《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的文章，原来发表在1951年10月1日的《人民文学》上。主要部分摘录如下(见该书247－249页)：

在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我说哪一件好呢？

最后，我下了决心；不能老拿不定主意啊！就说前天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的大会吧。

会场是在天坛的柏林里。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象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

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恶霸们的"朝代"过去了，人民当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

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这不仅是控诉了几个恶霸，而是给大家上了一堂课。这告诉了曾经受过恶霸们欺负的人们：放胆干吧，检举恶霸，控诉恶霸，不要在怕他们！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还怕什么呢？检举了恶霸们，不单是为个人报仇，也是为社会除害啊。这告诉了我，和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齐，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恶霸们并不是三头六臂的，而是站在我们面前跪着，颤抖着的家伙们。恶霸们不仅欺负了某几个人，与我们无关；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仇敌！

一个卖油饼的敦厚老师的老人控诉恶霸怎样白吃了他的油饼，白吃了三十年！ “

读上面老舍的这篇文章，不能不感到震惊。

首先，他描写的这个"控诉大会"，这种"斗争"方式，活脱脱就是15以后老舍自己身受的那一场文庙"斗争会"的翻版。两个会有同一个模式：都是群众大会，都是先已经定好了被斗者的罪名；开会后，喊口号煽动情绪；所谓"揭发控诉"，都不准被斗者说明和辩护，不用法律的标准来衡量，只是煽起仇恨，然后，到高潮点，与会者高喊"该打该打"打被斗者。

老舍写的这个斗争会，不但和他所自己遭受的那个斗争会模式一致，甚至连细节都相仿。在老舍描写的斗争会里，老舍写出的唯一的被斗者的具体罪行就是"白吃油饼三十年"。这样历时漫长的一个故事，应该到法庭上去仔细说明，才能决定是什么性质的罪行。但是在"斗争会"的气氛中，只听单方面的话，不问细节，不讲法律准则，一片喊打之声就兴起并实施了，老舍还觉得理所应当，并无不安。在老舍被斗的故事里，则是斗他的人说他"拿了美金"。这该是指他1946年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访问美国，这种访问是邀请方面提供旅行花销的。他发表过他在美国写的关于他的旅行的文章。这一访问不是秘密，也完全可以说清楚这是什么性质的旅行。但是，在杨沫所描写的围成一圈展开的"斗争"过程中，就可以使他再遭红卫兵的皮带毒打。而且，在1966年，因为他是北京作家协会的主席，他也确实被攻击为"文坛恶霸"。

老舍是作家，在这篇文章里，他把自己从"文文雅雅"变成高声喊"打"的过程一步一步写了出来，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种斗争会的心理机制。他所经历的，可能就是15年后毒打他的一些中学生红卫兵所经历的。从他的自述中，我们看得到人的从众心理怎么被利用，人的仇恨怎么被煽动起来，人的暴力行动怎么被合理化。这显然也是为什么15年后的斗争会还是用相同的模式组织进行的原因。

当然，最让人难过的是，1951年老舍描写这种"斗争会"的时候，他热情满怀，毫无反省。他为这样的新的生活形式叫好，这种新形式是新的社会制度的重要结构部件之一。这种"斗争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后来都一步一步发展，到了文革时代，处处实行。文革十年，几乎每一个人不是"斗争"过别人，就是被别人"斗争"过。这种"斗争会"违反法律程序，激发人的非理性，鼓励暴力虐待，是一种对人的迫害。这种形式的发明是一种可怕的发明。不能说文革中出现的千千万万个"斗争会"中有老舍的责任，归根到底，他是受害者。但是，他曾经参与接受、确认和颂扬这一最终害死了他的机制。”

王友琴女士还对比了红卫兵和希特勒的青年组织：

“红卫兵作为一个青少年组织，有它的三个特点：狂热的领袖崇拜、以一种先天条件为接纳成员标准、以及暴力行为之间是否有一定的联系，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从希特勒的青年组织也可看到这三个特点。这种相似性说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能在历史上和世界上都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

我不记得是德国的哪个研究机构了，他们研究为什么如此优秀的德意志民族在1936年到1945年之间全国人民集体脑子进水，疯狂追捧希特勒。究竟是谁该为这段荒谬的历史负责？最后他们得出结论：任何从1931年起没有公开站出来反对纳粹的人都对对这段历史负有直接的责任。其实并不是所有德国人都狂热支持希特，他们很多只是被动或半主动参与，其他不支持希特勒的德国人也采取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等到灾难发生到自己头上才悔之晚矣。老舍向来是积极参加新中国群众运动的，但他没想到他所支持的新中国群众运动最后会运动到他自己头上。

王友琴的文章《受难者的位置》中这样写道：

“以革命的名义，用国家的权力，通过‘群众专政’的方式，文革迫害死了大量的人。”“关于文革死亡的记录的缺失，使得文革的整体图景被歪曲了。其实也可以说，为了歪曲文革的大图景，需要在历史写作中对文革的受难者忽略不计。大多数文革受难者的名字的淹没，也使得对文革灾难的原因的探索变得无关紧要。这种原因探索必然会涉及文革的最高领导人（毛主席）以及使得文革产生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因此在中国不被允许。”

看到这里我明白了，我们社会制度有问题，领导人有问题，红卫兵有问题，再加上老舍本人也有问题，共同造成了老舍自杀的悲剧。

不过坐在老舍茶馆里我并没有想那么多。4月20号那天下午茶馆正好有京剧票友聚会，后来还来了几位中央戏曲学院的美女也一同表演。现场听京剧觉得特别爽，京胡的高音超有穿透力，现场气氛很好，连我这个京剧外行都很自得其乐的在茶馆泡了一下午，一杯茶只要十块钱。听现场就是不一样啊，怎一个爽字了得。这就如同钢琴，如果你站在斯坦威大三角跟前近距离肉搏听过那声音，回家就会恨不得把所有的钢琴唱片都扔出窗外。

老舍茶馆环境还是很不错的，有得吃有得喝，还有戏看，价钱都不算很贵。不过除了茶杯上的老舍二字以及老舍的塑像，我并没有觉得这地方和老舍有什么关系，商业化气息比较浓厚。老舍塑像旁边还镶了两条金龙，感觉颇为俗气。如果您想安安静静品味老舍和他的作品，还是去参观新近开馆的老舍纪念馆吧，在故宫附近的东城区丰富胡同9号，不远。

杨飞，
2007年6月18日补记